從清晰中挖掘渾沌

「思想變成情感，情感變成思想，不必然在靈光乍現的一刻（epiphanal instant）」如浪漫主義對意象或象徵觀念的看法，反而是在充滿摩擦嘎嘎作響的不同類型經驗的平面上，概念和感覺努力再沒有人的地面上互相爭奪著優位性。感覺可以存活在這個新的空間鮮明的（glowing）自我裡。這時候也同時發生了這麼一回事，外面的（outside）世界搖擺進入生命，並且連結了內在（inside）世界。內在外在，情感概念，新的自我經驗全都拉成同一水平，不再是一組對立的空間，互相拉扯從原點開始。」
--Michael Taussig

Michael Taussig是個醫生，不過他卻有如巫師般的晃盪著我的腦袋，只不過他此時是以人類學家的身份，我看見原本自己所熟悉且信任的社會關係與人情世故，是需要被養成與自我奮鬥而來的。

他接觸哥倫比亞地區的印地安人，當地安地列斯山區的薩滿巫師，盛行Yage的治療，巫師與病人都深深陷入殖民的現實和當地農民無產化後的階級衝突。兩者共同營造出來的恍惚世界（hallucinatory）所產生的神奇治療效果，必須建立在一種社會性的互動，病人和巫師共同分享他所謂的「隱含的社會知識」（implicit social knowledge），他甚至將其類比為Kant所指的「Schematism」（當地土著擁有一個不同且嚴謹的宇宙觀，這類宇宙觀既是先驗地存在土著認知架構之前，不是西方人抱持既有認知範疇能夠掌握住的），比人類的知覺還要早就存在於靈魂的深處，架構人們理解的模式。

巫師充分利用日常生活出現的粗糙、混亂、公共的親密性，來回穿梭於世俗和超自然的世界。巫師所誘發的意象濃縮了各個年代混合的故事，這些故事敘說的不是雙元的認識論，而是一個認識論互動的二面性，分開的兩個宇宙，彼此需要他者，同時又必須摧毀他者。當中的聖母意象依靠對立者的出現，彰顯救贖的力量，最後擊敗對立者確立他的神蹟。在這個長久被暴力殖民的地區，殖民者和印地安人一同建構出幻想的自我／他者架構，在這個虛幻中，兩者互動創造出一個全然想像的真實（Taussig認為在歐洲的殖民地與前殖民地，類似超現實主義的經驗，深深嵌入在日常生活的社會實際裡，也就是互相矛盾的意象，非常怪異的真實，毫不相干的排列混合在一起等。因此Taussig大量使用Benjamin，Brecht等蒙太奇概念掌握殖民地的社會形式，一方面也期望所謂革命的藝術家和批評家能從研究殖民地大眾意象popular image獲得助益）。

巫師帶領他的病人從事渾沌的旅行，穿越梭巡於死亡與歡笑的空間。在這趟緊張鮮活的社會劇場裡，始終不停講話促使病人「看到」各種意象的巫師，就像一面鏡子使得病人能夠跨越含納魔鬼和希望。這面鏡子是個空曠的舞台，社會的各種矛盾在此演出，薩滿巫師不是如同英雄般洗滌心靈，他只是反映病人自我與反自我的想像。Taussig反覆論證巫術的力量並不來自於巫師，而是來自於差異，病人和巫師共同創造的差異建構而成的想像，基本上才是所謂「隱藏的社會知識」發揮治療效果的原因。

殖民者加諸野人的意象在被殖民者的身上，使他們具有曖昧的力量，殖民者不知這個意象魔術般的力量是從文明的想像中釋放出來的，印地安人必須在嚴苛的年代應付西方人殘暴的統治，俗民醫療者和薩滿巫師就是變成一個巫師，選擇以學習巫術來治療舉凡沮喪、失去信心、悲傷、企圖自殺等等「疾病」。在治療過程中，帶領病人從死亡空間旅行一趟，等於自己也活過來了。

我想著我們每個人是不是也都自行在創造一種「想像」中的真實空間？就如同「我」的對話與「我們」的對話，那當中是不是存有一種相互依存與排斥的現象在？就像是兩個人的對話，會因為彼此社會關係與文化脈絡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溝通方式，就像是朋友、親戚、情人、陌生人等，都會因各自位階或認知差異而擁有不同的應對模式，然而這些應對模式是如何產生出來的呢？是因為雙方各自的文化位置與共處的文化脈絡所產生出的交流嗎？還是這個關係的溝通模式也是被一個體系所模塑出來的呢？並且相當精巧(抑或撕裂)性的分層處理，讓大家很確認且不加思索的以不同的處境產生當中適切與絕對無誤的溝通方式，但這個溝通真的是被「我」自己所做成的嗎？還是誰來造就了這個看似確認與真實的「我」自己？

我想回到那個對話平台之中，是誰選擇我們進來這個對話空間？你說是意識形態、是情感、是生來註定的，我想從一個不一樣的角度看一下這個過程，是不是在背後作用了些什麼？我想到前幾天看的「色戒」這部電影，裡頭我印象深刻的，是當中角色與位置的錯置，自我與他者的對立與交融，原來是這麼活生生的放在這個舞台或是生命裡頭。我想原著張愛玲不是個省油的燈，她知曉那種自我與他者間的差異需要被迫吸納與建立某種關係的心路歷程，因此她極端鋒利的運作一個「場」出來，一個會讓當中主角與人物產生迷離若得的恍惚空間，同時劇裡頭的空間同時是建立在另一個現實的「場」裡頭，觀影者與片中人物的交錯。片中的女主角王佳芝處於一個需要為國為黨奉獻的女性角色，另一邊的易先生處於一個需要為偽政府編織謊言的男性角色，然而他們其實也都是一個簡單的女性和一個簡單的男性，然而這樣簡單的身軀卻背著厚重的殖民體系所壓制。一邊是看似極具正當性並為國為民的正義之舉，另一邊卻是世人辱斥並偷生賣國的淫賤勾當，然而他們在一個「場」相會，是一個學校的愛國學生劇團所演生出的暗殺行動。這場行動中，原本單純想要獵殺對方情治主頭的事件卻衍生為一個需要假借男女情感所製造出的愛國機會。而因為這個暗殺行動創造出的男女偷情的「場」，卻反而讓他們跑出了被壓制的各自文化脈絡，重新從一個女性與一個男性這樣簡單的軀體看待這個世界，是可以純粹與流動的，而且這樣的狀態是從過去層疊出雙方己身的重量與意識中回到平行的對話平台。而「性」是呈現當中心路歷程最為清晰與強烈的方式，從一開始強暴式的對待(他者)到確認自我存在的消耗(自我)到體位更替的相依相存(內我)，其實正表現出一個自我與他者的循環流動，而這流動卻是依靠著不同的「場」所做出來的。

首先是這個社會情勢所共同創造的「場」，一個需要分裂彼此與相互戰鬥的抗戰局勢，也因此創造出了不同文化脈絡的人，原本可能是同樣簡單的男女(自我)被強迫要各自劃分範圍與選邊站，此時那個看似正氣凜然或是苟且偷生的人(他者)就被分類開來。當中可以看到有三個關鍵的字詞︰「自我」、「他者」、「內我」。原本的「自我」因為被外界體系所影響而被分類為「他者」，卻在另一個又被這個「場」(抗戰局勢)創造的另一個「場」(男女偷情)去回溯原先被分類的「我」自己，從彼此身份互斥的「他者」回到彼此水平且確認自我存在的「自我」，最後竟跳除原先彼此的相互被建構出來的文化脈絡，回到一個相互平等且收納自我的「內我」心靈空間，

"as with the individual, in some societies at some points of time the past flows out of the present as easily as in other societies, at other points of time, the present flows out of the past."
對一個具體的人而言，在某個社會的某個時點上過往自當下溯然流溢；同樣自然的，在別的社會的不一樣的時點上當下卻自過往中汩汩然地湧現

Ashis Nandy這段話，原來是要從一個「場」所引發的理脈(context）流動才真正觸碰到那個「我」自己，Nandy也很努力的去創造出不同的「場」出來去回溯每個人的「自我」、「他者」、「內我」相互拒斥與流動的心路歷程。我想Taussig也被這個觸碰到了︰

外面的（outside）世界搖擺進入生命，並且連結了內在（inside）世界。內在外在，情感概念，新的自我經驗全都拉成同一水平，不再是一組對立的空間，互相拉扯從原點開始。

也因此Taussig將自己看成是故事的傳遞者，在巫師Yage治療情境中出現的夢幻影像，Taussig想從中發覺「真實」的印地安人的聲音，而這種蒙太奇的影像卻一直拒絕被「本質化」，夢境影像流露出的觀點，不斷挑戰主體的確定性。又因為這種夢境處於支配論述網絡的最下層，是整個認識暴力和殖民暴力一直企圖含納進來的邊緣。

然而我們是處在主體還是邊緣的角色呢？從現實自認無誤的社會關係與文化脈絡真是能表達出各自擁有的主體想像嗎？還是，這整個社會關係與文化脈絡都是被想像出來的！而背後隱匿層壓著我們的社會體系與殖民慾望才是真真實實的存在著？或許我們該把頭腦倒過來好好敲打一下，是不是該要創造出什麼「場」出來，去製造自我和他者的交集（confluence）機會，而這個「場」就如同充滿摩擦嘎嘎作響的不同類型經驗的平面，產生出各自內我靈光乍現的一刻（epiphanal instant）？只是這是極端殘酷且具挑戰性的，因為它狠狠的把「自我」與「他者」從頭到尾打碎與撕裂，因為這可能是「內我」出現的必要前提......然而影片中的男女雙方最終還是回到了現實的「他者」，卻是因為王佳芝的「內我」作祟而意欲翻動強加在自身的他性(otherness)，希望共同擁有一個更為純粹的相互「內我」狀態，沒想到易先生這麼快又被「他者」翻動回到被創設出的「自我」出來，就這樣，彼此又回到了「自我」的相互應對。

現實的「自我」真的是「我」自己嗎？我想張愛玲的一生不斷的逼問著自己，而文字成了她的考掘工作，面對著外界一片黃沉沉的荒漠涼土(外人看來可是無盡肥沃)，去製造出一個個的「場」出來！而導演李安，卻是利用好萊塢反「場」的眾多資金去鋪設出大家可以進入狀況的「場」，跨越二元的鴻溝與對峙，真是個勇士！

只是，大家會不會只是研究當中的性姿勢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