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sider?

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裡〈一個人類學家的成長〉中的一段敘述︰

我不曉得現在的情況是否仍然一樣，但在1928年左右，一年級的新生可以分做兩類，甚至可以說是兩個不同的種族:一種學法律和醫學，另一種學人文和科學。

不論"外向"與"內向"這樣的名詞是多麼令人討厭，用這兩個名詞來形容兩種不同的學生倒是非常合適'。一種學生年輕(傳統俗話用來指同一個年齡組的那種意思)、吵鬧、富侵略進取性，即使是必須採取最鄙俗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地要突出自己，在政治上傾向於右派(當時的右派);另一種學生過分早熟、彬彬有禮、害羞，通常是左派，他們的目標是進人他們急著要與之平起平坐的成人世界去。

這種對比的存在很容易解釋。外向的學生念書的目的是要進入專門的職業圈?，他們的行為是在慶祝自己從高中得到解放，而且已在社會功能結構中取得了一定的位置。他們處於高中學生那種尚未分殊化的身分與將來要從事的專門工作之間的過渡時期，這種過渡時期便他們覺得置身於邊緣情境，可以享受兩種身分所能享有的一切特權。

文科和理科學生的一般出路---教書、研究及其他雜七雜八的工作----在性質上相當不同。選擇文理科的學生並沒有真正向童年道別:相反地要設法留在其中。教書這行業是使大人能一直留在學校?面的唯一職業。文理科的學生有個特徵，他們有拒絕群體要求的態度傾向。一種幾乎是和尚修道士一樣的傾向，促使他們暫時或永遠地躲入研究工作，全心全力於保存與傳播一份和現時當刻無關的遺產。至於那些準備當學者做研究工作的人，他的目的只有整個宇宙的生命差堪比擬。那些認為選擇做研究工作等於是做一種認同與承諾的人，實際上是錯得離譜。即使是那些自認他們的研究是一種認同承諾的人，所謂的認同承諾並不在於接受某些素材，或認可那些材料的某種功能，也不在於做此選擇所帶來的機會與危險;他們的認同承諾，實際上是在對他們研究的材料做評斷，從外面做評斷，好像他們並非其中的一分子那樣;他們的認同承諾，事實上只是他們停留於不做認同承諾的一種特殊方式。從這個觀點看，教書和做研究不能和專門職業訓練相互混淆。研究工作的偉大和不幸，在於研究工作是一種避難所，一種傳教站。

在專門職業與可視為避難所或傳教站的那些意義不甚明確的活動(其性質往往同時具有避難所與傳教站的一些特徵，但通常會有一種比較明顯的特徵)的對比之間，人類學占的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人類學屬於以上對比中的第二類活動?最最極端的一種。人類學家自己是人類的一分子，可是他想從一個非常高遠的觀點去研究和評斷人類，那個觀點必須高選列使他可以忽視一個個別社會、個別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他生活與工作的情境，使他不得不遠離自己的社群一段又一段長久的時間;由於曾經經歷過如此全面性、如此突然的環境改變，使他染上一種長久不愈的元根性;最後，他沒有辦法在任何地方覺得適得其所;置身家鄉，他在心理上已成為殘廢。人類學像數學或音樂一樣，是極少數真正的召喚(vocations)之一。人可以在自己身上發現到這種召喚，即便是從來沒有人教過他。


而身處田野中的研究者，他們如何去思考自己的處境？抑或對於身處中心的『外向』學生來說，那是不需要去猶豫與判斷的，似乎享盡了所有的特權。然而所謂『內向』學生的心路歷程，真的又如他所說染上一種長久不愈的元根性，最後沒有辦法在任何地方覺得適得其所？

那似乎，有種宿命並自我諷視的優越性抑鬱口吻。卻依舊是自我的監視。

或者就是一種局外者的監視裡頭，往往遺漏掉那根植地方且默生於日常生活週遭的細微身體感受。在經過早上的田園體驗中，我似乎嗅到自我優越且浮面的田野容貌。

而生活，卻都一直在地方不斷交替運轉著，從來都沒有所謂的困擾存在。